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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与痛:“蜗居”在北大清华的旁听生-纪实故事-

来源:於时保之网    时间:2021-11-25




在北大、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,从20岁出头到年过花甲。他们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,在京过着窘困的生活,未来的出路更是渺茫。

来:心存梦想,弃家旁听

3月7日,北京大学红三楼门前。

“走了啊,小常。”一名教授和26岁的常俊曙打招呼。

“您慢走。”常俊曙微笑着回应。等老师们全都离开办公楼,常俊曙将大门上锁,把办公楼各层巡视一遍,最后关上楼道的灯。

常俊曙是红三楼保安员,另一个身份是旁听生。

每天下午5点至次日清晨,是常俊曙工作时段。

“我喜欢北大,夜里在这儿上班,白天在这儿听课。”他说。

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常俊曙,小时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,“上高中时,我的成绩其实不错,但临场发挥不好,只考上了大专。”

毕业后,他当过代课教师,也干过苦力。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,“没有时间读书”。两年前,征得父母同意后,常俊曙揣着1000元钱来到北大旁听。

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,当兵退伍后,考过公务员,应聘过报社,但限于高中学历没能实现。

为了生计,他到工地打工。没有住处,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。躺在阴冷的管道,施经军常想起曾“红”过的那段时间。

年轻时,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一份小报纸,报道村里团员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,4个版加一份副刊,内容都是自己采写。他还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接见,“小村里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。”

心怀文学梦,身处工地中,结婚生子的施经军曾数次提出到北京闯一闯,都未实现。39岁那年,想为自己的文学梦做最后一搏的施经军对妻子说:“如果我再不去北大,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,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,不然我死不瞑目!”

“先去看看”,几乎是所有到北京高校旁听者敷衍家人的话。

今年2月,52岁的范国梁来到北大当旁听生。

在浙江老家,他有3个孩羊癫疯咋治疗吃什么药好子在上学,家里的菜摊也需要照看。因为家里穷,范国梁只读了3年小学,辍学后与家人卖菜为生。

得知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第28代孙后,范国梁迷上了研究先祖范浚的古籍。放弃老家卖菜生意,范国梁带着一些积蓄和行李来京。临行时,他对妻子说“先去看看”,但他心里想好了两三年内不会回去。

跟年轻的旁听生不同,69岁的李文超说,他来北京高等学府旁听的目的,“只想学习知识,没有功利性,毫无旁念。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。”

这位贵州的老人,2000年退休后,2001年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,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。本科毕业后,他又连续5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课程。这次赴京,是到北大和清华旁听博士生课程。

留:生活窘迫,“半工半读”

嘴上说着“先去看看”,进了北大、清华的课堂,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。

但吃住等现实问题,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。

常俊曙的1000元钱,到北京后很快就花完了。

租了房子、买了电脑和各类生活用品,范国梁已花了8000多元。经济开始紧张的他,不好意思跟老家的妻子要钱,暂时接受朋友的支援。

找个工作,边打工边读书,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。常俊曙找过很多单位,还被中介公司骗过钱。一次在北大校园里,他问起一名保安员是否招人,于是成了北大的保安。

北大红三楼一楼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,里面不足4平方米,放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把椅,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。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,让他对现状很知足。

施经军初来旁听的日子,租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,房租每月220元,只有5平方米,漆黑、阴冷,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。那是房东家的储藏室,还用来养过狗。

如今,施经军在北京找了一份企业内刊的工作,单位也给安排了住处,生活相对稳定。“单位的领导看过我写的文章,觉得我有才华,同意我和那些本科生一起被录用。”

2000多元的癫痫病对女性什么危害月薪,他把其中一多半寄给妻子,留下1000元用于生活。

相比上述两人,旁听生余云开更窘迫。

28岁的他来自云南,2007年来京时,租住的是香山附近一间5平方米的平房,月租200元。距离大学较远,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乘车去学校,晚上9点半才回家。

房东李云霞说,小房没有暖气,只有一张两尺宽的木床。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,就是看书。

“最难的时候一两天吃不上饭,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,让他们寄一些钱给我,或者找熟人借钱。”余云开说,他从不下馆子,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,但不管怎样节省,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,一个月也至少需要500元。

来京旁听已4个年头,余云开没有羽绒服,没有棉服,过冬只穿一件厚一些的夹克。他说自己极少得病,顶多就是小感冒,因为不能得病。“得病了就得买药、去医院,这些都得花钱。”余云开说,他在用信念支撑身体。

23岁的王小兵,2006年辞去工作,带着女友来京当旁听生,目标是考研。“女朋友为了陪我来北京,辞掉了工作。当时我想,要是考不上,我们就分手,不能耽误人家。”

住在六郎庄的出租房里,王小兵边旁听边复习。没有工作,积蓄很快花完了,两人不得不去找兼职的工作。发传单、看管库房、做苦力、做电视购物销售员,用一个月一共1500元的收入苦撑。

“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,精神压力太大。”他说。

惑:身份特殊,备感孤独

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,一张每月400元的床位,是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。

他已是这里的名人,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来过一拨又一拨。但住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,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,“劝他回去养老,他不听,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?跟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……真难以理解。”

“孤独?我不孤独,我每天都去听课,晚上9点半才回来,一切都挺好,挺丰富的。”李文超回应记者问题时,言语间似乎在掩饰什么。

多名旁听生说,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儿童抽搐动症的症状表现多,座位全满,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,“我们怕异样的眼神。”

事实上,和其他学生的年龄、基础、学历上的差距,注定旁听生们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,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,而旁人的言语也常常不咸不淡。

常俊曙说,吃住、读书、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,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家,但是有的“家人”并不看好自己。

去年,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,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。北大校园里一名保安员说,队里知道常俊曙在考研的保安员都会议论,“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,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。”

“白衣裹体,丰腴有致而受享万家;肚含甘蜜,敛聚芳香而夺人鼻目。才不外露,方显内涵;貌不惊人,却致众爱……已临辛卯元夕,余致君以贺,盼君忘忧。”

红三楼的正门上贴着常俊曙送给大家的元宵节贺词。这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,每到年节就写贺词,并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,希望得到更多人认可。

如何面对孤独,破解孤独,施经军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着。

虽然靠自己努力,他在一家公司得到编辑内刊的工作,但那些比他年轻、学历高的同事们并不怎么愿意接近,甚至排挤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乡中年男人。

“我喜欢在不同的高校旁听,一间教室几十人的‘大课’,学生们之间也都不太熟,更没人知道我是谁。”

这种群体性的陌生,让施经军坦然了许多,他主动和同学说话,向老师提问,课后通过邮件方式和老师沟通。他参加学校的英语沙龙、文学社,到国图听各种讲座,设法让生活丰富起来。

余云开的小出租房内,书籍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。虽然有些不愿承认,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,还是“泄露”了他有个女朋友。他承认,女友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。

两个除夕,余云开自己在出租房度过,他坦言想家,“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,我觉得我还年轻,还能多学东西、做点事情。”

问:“代价太大”,出路在哪?

离家时,范国梁跟妻儿癫痫病在那个医院治疗好未说明来京当旁听生,“如今家乡媒体报道我了,妻子肯定知道了,可她没问,我也不说。”

虽然觉得并非长久之计,他还是决定“先拖着吧”。

但出路又在哪里?

无论已旁听15年的柳哲,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思考和选择。

王小兵通过旁听和复习,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,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。他说,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,“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,但代价太大了,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。”

得知王小兵的经历,常俊曙很兴奋,“这正是我要走的路,考研,考博,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、搞学术。”

今年1月,常俊曙第二次考研,报的是北大中文系。专业课全都及格了,但38分的英语成绩拖了后腿。“如果这次还没考上,就再考一年。”

穿梭于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航天航空大学,施经军度过了4年。

已有文章见诸报纸的副刊,他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近了,“我喜欢读《白鹿原》,我想写一部这样的著作,但我现在水平还不够,还得继续读书、努力。”

余云开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,12万字。此前寄给了多家出版社,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给了他回复,说稿子需要改。余云开现在间或去旁听,也辞去兼职工作,专心改稿。

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,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。原则上,在北大旁听需要按照课程学分办理旁听证,但不少旁听人员不愿花钱办证,实际旁听生数量尚无统计数字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,求学路有很多条,可自学,可上网听远程教学,尤其是自身基础、经济条件和适应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,要从自身条件考虑,否则生活压力大,旁听的负担太重。同时,旁听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,选择的课程也只能是在自己知识领域内能够听得懂的课,住宿也都在校外,不像本校学生那样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。旁听生身份的特殊性,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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